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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 农耕定居的文化

    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,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。东西两厢,前后三进,父子兄弟各得其所,分列有序,脉络分明,气氛肃然,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,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,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。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,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,咳嗽一声,回声四应,余音绕梁,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。
    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。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:高家庄、李家村、王家寨等等,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。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,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,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,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,叔、伯、姑、婶、舅、姨、侄、甥等称谓不胜其烦,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。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,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“法律上的姐妹(sisterinlaw)”,姐夫和小叔都是“法律上的兄弟(brotherinlaw)”,如此等等。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,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,有一点法律至上和“n亲不认”的劲头。
    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。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;即便游了,也有“游子悲乡”的伤感情怀,有“落叶归根”的回迁冲动,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,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——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。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,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,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,就得止步或返回。相比较而言,游牧民族是“马背上的民族”,逐水草而居,习惯于浪迹天涯,“家园”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。一个纯粹的游牧人,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,生他在另一个地方,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,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?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,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,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?
    定居者的世界,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。两亩土地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,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,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,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。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,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。
    亲情治近,理法治远,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。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,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,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。孔子对此不以为然,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,父亲替儿子隐瞒,儿子替父亲隐瞒,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。这是《论语》里的一则故事,以证“法不灭亲”之理。
    《孟子》里也有一个故事,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。孟子说,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,你应该去制止,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;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,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,那就是个糊涂人。关上门户,其实也就够了。在这里,近则舍身干预,远则闭门回避,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。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: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,“情不及外”是之谓也。
    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,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,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循着这一思维轨道,他们以“国”为“家”的放大,以“忠”为“孝”的延伸,由近及远,由亲及疏,由里及外,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。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,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,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。中国人常说“合情合理”,“情”字在先,就是这个道理。
    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,实用济近,公理济远,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。儒学前辈们“不语乱力怪神”,又称“不知生焉知死”,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,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。与犹太教、婆罗门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,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,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,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,即“人情”所延伸出的“事情”。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,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,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,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,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。道学多沦为丹药、风水、命相、气功一类方术,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、求财、求寿、求安的投资场所,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。一六二〇年,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·培根写道:“印刷术、火药和磁铁,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、其次是在战争方面、随后是在航海方面,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,并引起无数变化,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、派别、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。”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,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。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,仅止于实用,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、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“公理化”知识传统——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,欲穷精神之理;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,欲穷物质之理。
    就大体而言,中国缺乏求“真”优于求“善”的文化特性,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,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航海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,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。
    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,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。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,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、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,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?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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