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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“利”,也重“义”

    重“利”,也重“义”
    都说腾讯现在成了互联网行业最赚钱的企业,自然其“利”可观;而腾讯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,又是一种“大义”。
    但不管怎样,做企业不能只以赚钱为目的,在“利”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企业的“义”,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。
    ——《第一财经日报》
    腾讯之“利”可观,之“义”曾遭网友质疑,他们认为腾讯收费项目过多,有些收费不尽合理。马化腾回应说,腾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,这要算一种“大义”,他自己就收到过通过qq找到伴侣的喜糖,何况收费不是强制性的,而是摆出来可供选择的,“如果免费服务也做成收费,那市场肯定就不答应。”
    如今面对甚嚣尘上的微信收费的问题,腾讯及时站出来辟谣,并坚决表示:微信不会收费。
    儒家有一种思想叫“义以生利”,意思是说行义也能产生利。这就要求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,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,积德行善,多行义举,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,报效国家,回馈社会。
    这些行为不但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润,反而还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额外费用。但从长远来看,能使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,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,这反过来又使企业受益匪浅,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。
    得民心者得天下,眼里只有“利”而没有“义”的企业终究会得不偿失,自食苦果。
    逝世已60多年的圣雄甘地,在20世纪提出毁灭人类的“七宗罪”,其中一宗就是“没有道德的商业”。
    对于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,曾任ibm(中国)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的白立新曾说,企业家在天堂门口的时候,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大,他会问你做大企业的过程中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;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强,他会问你做强之后是否善待客户、员工和伙伴;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久,他会问你在长久时间里,消耗了多少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淡水、新鲜空气等不可再生的资源!
    企业赢利与否本来与道德无关,但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利或亏损,则不得不考虑是否有违道德。《史蒂夫·乔布斯传》中介绍苹果营销哲学一段里,作者描述乔布斯时强调,“你永远不要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,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,并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。”
    《世界经理人》杂志曾针对1500余名企业经理人做了一项调查,其中,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,企业之所以失败,就是因为商业道德的丧失。除此之外,认为“急功近利,没有长远发展目标”和“价值观缺失”造成企业失败的受访者也分别达到74.1%和62%。
    “近些年来,在资本、利润的驱动压力下,中国企业越来越浮躁,越来越重视规模、利润,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,因此导致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。”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钟宏武教授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表示。
    顺丰董事长王卫在谈到为何不想上市时就曾表示,他做企业,是想让企业长期地发展,让一批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。如果上市,环境发生改变,就要为股民负责、要保证股价不断上涨,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。这样企业将变得很浮躁,和当今社会一样的浮躁。
    “在利益诉求和坚守道德的衡量中,企业应着眼长远,平衡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,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,这需要管理者的全面考量。”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认为。
    为了鼓励企业自主地提高道德建设水平,西方一些政府的管制措施尤其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。例如,政府对经营道德上出现问题的企业在执行罚金上有不同措施:原本应处以罚金4000美元的事件,如果被罚企业已经建立了内部道德管理制度,则罚金为标准的0.05倍;如果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伦理管理制度,则罚金为标准的4倍。
    企业伦理的外部制度建设同样可以从伦理标准的引导、伦理监督、伦理奖惩等多个角度进行。在加拿大等国,政府不仅有完善的法规,在某种程度上强制企业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,还设有专门负责监督的伦理官员。
   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认为,以先秦儒家“见利思义”的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,或许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,矫正企业经营伦理和企业家的义利观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。企业道德思想取决于决策者的道德素养,正如亚当·斯密《道德情操论》里所言,企业家要有“道德的血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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