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节
“太上下知有之”，“太上”，即最高之意。道家称最上、最高、最尊之师为“太上”。后又谓太古无名之圣君。今人称太上老君为“太上”，或以太上为老君之师。若将宇宙核心至初始外层的显隐组织结构分为十个层次，“太上”即修真界隐态第五个层次，其物质组织的名称为“涬（xing，道家所谓的自然之气）”。“下”者，即天下黎民百姓也。
“太上下知有之”，也可以理解为：“上”者，等于《易经》所说的“形而上者之谓道”。是指未有天地万物以前的混沌一炁。“下”者，是指“形而下者之谓器”。自混沌一炁演化之后，分清分浊，清轻者在上，构成多重天体；重浊者在下，生成有形有象、千姿百态的万物，构成了有形体的“器物世界”。
“太上”这个名称，古时就有。古有“太上忘情”之说。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就是忘情。人之为人必有情。“情”有道情、亲情、友情、人情之分。人是有情感的动物，人与人之间靠情感维系着。有感情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有是非，有是非就有痛苦。因情受苦，忘情更难。“太上忘情”并非是无情，天地有情，圣人也有情，但其情是大慈大悲之情，无偏无私的大情。凡人之情在于私，圣人之情在于公。“太上下知有之”，就是太上忧悲众生的大道之情。
“太上下知”，是说在上古盛世之时，圣君治理天下，上顺天理，下应民情，以道德教化人民，以无为治理天下，道德宏扬，民风淳朴。虽天下大治，但人们不知有大治；百姓虽知有君王，但却不起亲誉之心。天下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，无有上下之分，不知彼此之别；各遂其性，各安其生，质朴浑厚，悠然自得，安享太平。百姓这种不知不识的质朴浑厚之风，并不是轻慢于上，也不是愚昧麻木，盖因民心被道德所化，相忘于先天自然之中，毫无后天识心痕迹。故天下一体，万民一心，本性厚朴，唯道是尊，唯德是从，心与道合一。那时的圣王以无为治世，不显迹于下，不显山露水，所以百姓不知道圣王如何治世，也无意有心奉承，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。故言“太上，下知有之。”
所谓“下知有之”的含义，就是一般人看来好象是很笨的下等人，但他们往往却是“大智若愚”的有“道”者，他们才是“真人不露相”的大智慧者。大智慧之人，都是藏而不露，虚怀若谷，这正体现着大道虚无的本性。不像今人读了一点书，有了一点浅薄知识，便自认为了不起。其实论起本性心灵，并不如僻远乡愚的山民那么纯净。他们虽书本知识少，见识不多，但却豁达大度，心性淳朴，善良厚道。凡事都能看得开，没有过多的心灵之苦，不像有知识的人那么多心眼，这正是他们本性的天真。
在上古伏羲神农以前，鸟兽成群，人心质朴，人与万物和谐共处于自然之中。那时人们心地纯净，信守道德，人与人和睦相处，没有利害冲突，没有是非之争，社会井然有序。那时人心顺德行事，先天智慧主宰后天意识，而安于主观意识的不识不知，性命皆处在无为自然之中，与大道浑融为一。这就是“太上下知有之”的道理。
【其次亲之誉之，】
“其次亲之誉之”，是指施仁政之道，百姓的心态变化。“其次”，是说继远古伏羲神农之后，历史发展到次后的五帝时期，天道运行至中古，人的后天主观意识之心逐渐开启，私欲妄心渐生，厚德渐被情欲毁丧，古朴淳风日渐淡泊。先帝们顺天应势，针对当时的人心变化，便开始施行德治，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。于是，立仁政以养民心，制礼乐以叙尊卑，造衣冠以分贵贱，建房室以代巢穴，构桥梁以济不通，造舟船以行水陆，造书契以代结绳。鉴于那时的人心后天意识渐开，私心欲念萌动，荣辱之念已起。从此，世道渐趋于崇尚尊贵贤能，人心也有了你我是非、亲疏贵贱之分。于是便对仁善者亲誉之，对怀义者尊敬之。先帝为了百姓德化归道，故不得不倡导仁义，以教化于民。这种崇尚仁义的德化风尚，与太古时期的自然浑朴道风，已大不可相比。就道德的范畴而言，人类在精神领域，已由先天逐渐落入后天，从无为的元朴之性，下降到后天识心用事。故曰“其次，亲之誉之”。
人自有了后天意识之后，便开始有分别之心，人的精神素质也拉开了档次，才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，有了亲疏远近，毁誉巧诈之心，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。对于崇敬者，便顶礼膜拜，烧香供养。对于有仁义之德者，便赞叹不绝，亲之誉之。对于聪明有智者，羡慕不已，学之习之。从此，人们有了分别心、追求心、虚荣心，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。大道至简至朴，心地愈纯净，愈接近于道；思想愈复杂，离道性愈远，这就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根本原因。
常言道：“一张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”“白纸”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自然道性。人有了后天种种欲心妄念，就如同在白纸上涂抹了乌七八糟的东西，已不纯净。修道就是要将这些污迹清理干净，重塑人生，使它返本如初。六祖慧能一个大字不识，却能立即开悟，成为大智慧者。实践了他“心上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”的顿悟。所以“大智若愚”的反面，就是“大愚若智”了。
【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，】
“其次畏之”，是以重法治世之后，百姓的畏惧心理。五帝之时，民虽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，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，人与人之间尚能以德自律，社会依然安定太平，故刑狱未立。此时人民虽知有君王，但不知有畏惧。至三王时期以后，世道日薄，人心日乖，常德愈失。在上者失道丧德，作威作福，在下者人心乖戾，凶暴邪恶滋生，于是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。
刑罚既立，百姓未有不畏惧者。百姓在产生畏惧心的同时，也对在上统治者滋生起怨悔轻慢之心。从此人心变得更为复杂，诚信愈少，邪风日盛，民情日乱；民风既乱，冲突必多，刑政日烦，必然是恶性循环。上失真诚之德以待下，下必以不诚之心而还于上，上下两不诚信，犹如水乳不相溶。于是乎上下不和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，人心自此散不朴，民风自此失古德。
上古之民，太朴未散，所以无知无识，清静一心，不知亲誉，没有厚薄，一切言行皆在道德之中，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。中古先民，虽有亲誉之情，但仍然是至诚所感之妙。至于下古以后，太朴已丧，狡诈日生，上下相欺，人心失道，以至于不忠不孝，害仁害义，无所不为。此时设立刑罚，已属于不得已而为。刑法不立，民心不畏，社会紊乱；刑法既立，禁多令烦，民心更乱。民心不归诚，必然是假畏于表面，而内心必生怨恨。从此狡诈日多，伦理紊乱，世道亦衰。由此可见失道后世道的每况愈下。
“其次侮之”，是言当时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，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，之后又下降到法治，道德日愈日下。人们不仅不信奉大道，反而侮之。人类有天生智慧的分级，佛学将众生分为五种“种性”，也就是“根器”之说。一个真正有慧根之人，一闻道就“勤而行之”，百分之百的信奉不辍。而中等根性之人，则是半信半疑，若即若离。而那些下根的无知愚昧者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根本不信大道，以为信道是对人格的侮辱。此类人往往自以为是，以为只有自己最高明，所以对道不仅不信，反而认为修道者都是神经不正常，所以以“大笑”而羞辱之。“不笑不足以为道”。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，那就不是大道了。这便是“有道”与“无道”的分水岭。
【故信不足，焉有不信。】
“故信不足”，“信”就是道根，就是中，就是天地人之本心。信是一种大道本源的混沌性物质，它的特点是无方所，无定位，动静自如，至虚至灵。在无极或高质元层次的太极状态，强而图之则为“○”，也就是河图中央这一点“⊙”。它是天地之根，性命之源，是五德最根本、最关键的道性物质，它是统驭其它四类上德的基本元素。它既可以将这种道性元素分送给仁义礼智，又可以使散在四周的仁义礼智四德元素归于中央一“信”，也就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“心”、归于一“中”。“信”作为一种基本道性物质，它充盈在宇宙万物的真心中。这个心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大至三千大世界，弥散六合；小至微尘，乃至细胞、原子、中子、夸克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含。有此心，则可出死入生；无此心，则出生入死。生之死之，唯在此心（信）的得失之间。
“信”是一个特殊之“心”，内含有五行之气，但没有五行之质；暗藏于五行之中，但又不落入五行之中。它源本于父母未生之前，但又可以现于既生之后。它虽寂然不动，但可以感而遂通。所以它能主宰仁义礼智这四德，也能综合融化这四德。信德在河图为中央戊阳土，土为黄色，其性中和，故有“黄婆”、“黄帝”、“核心”等称谓。这个“信”是分层次的，它既有儒家所言的做人信德，更有修真甚高层次的信德。
对修真者而言，“信”德是一种阴阳合一，真实无妄的真信、灵信、玄信。“真实”者，是指它含有“妙有”的真实道性物质；“无妄”者，是指它具有一种真空的状态，而不是顽空。所以这种“信德”是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仁义礼智这四大上德的基本元素都包含其中，因而它又是四德的大本营，是一身之大主。仁义礼智信这“五德”，皆是以信为根基，以信为综括，以信为统领。用一心（信）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，用天真纯信的佛性上德再造心身，修到一定量级以后，则身内的五物五贼都会顺听其命，从而实现五行攒簇，四象和合，性命混溶一体，阴阳浑化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返归先天。
经中所言的“信不足”，是说上君已丧失信德，无信于下民。“焉有不信”，是说因为上君不以信德化民，所以万民也必然不守信德。这两句经文是说：君王离道丧德，失信于民，人民也以“不信”回报于上。上下两“不信”，离心离德，君民失去亲合力，国家丧失凝聚力。人民对上君的不信，并非下民之过，而是因为在上者失道丧德，不能以身垂范，不能以德服人。或以烦杂政令、苛捐杂税扰民；或施行暴政，用严刑重法镇压人民。故民不能以诚信归服，必然产生既畏惧、又怨恨之心，与之相对抗。上信既不足，下信必毁丧，上行下效，上下不合，君民相怨，国运不昌，社会不和，必然导致恶性循环。
古训有云：“民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。此乃千古不易之理。纵观历史，凡有道之君，皆是道德深厚，慈悲为怀，与民同心同德，视民为父母，事民如事天，故得天民同助，国昌民富，社会康宁。凡是乱世，皆是为君者失道离德甚远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大道已去，故有五霸争雄，百家争鸣之乱。这段时间虽不长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。因为纲纪已乱，道德已失，各种思潮泛滥，纷纷亮相，各派学说纷争，无不登台表演。这种人心涣散、思想混乱的局面，从表象来看，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，聪明显露。但究其实质，却都是对大道的肢解，是落入后天的以偏概全，是在古训中摘章寻句，舍本逐末，各显其能。这些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，行变诈取巧之实，逞好胜争霸之勇。尤以战国时期为甚，争霸之战不息，天下混乱，道德愈失，百姓遭殃。此等混乱局面，皆是大道已去，无名之朴散失，信德不足的必然反弹。故圣祖感叹曰：“信不足，有不信”，即是此义。
【犹兮其贵言，】
“犹兮其贵言”的“犹”字，王弼本作“悠兮，其贵言。”白玉蟾等注本“犹”字称作“由”。诸本字皆不同。犹、悠、由、猷四字，古作通用，皆是形容幽远无象之貌。
“犹兮其贵言”，此句河上公注曰：“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，恐离道失自然。”“犹兮”，又可解释为悠闲自然的意思。所谓“其贵言”，就是说道很难说清楚，再怎么高明的文字语言，都只能是一种形容比喻，难以准确表达出道的境界。道的本体，无形无象，说似一物即不是，不能用世间名相界定它。
古之有道圣君，皆贵其言，接物举事，皆是谨言、慎言、少言，不得已而言。言则寓意深奥，言简意赅，字字珠玑。从不多言絮语，唯恐言语离道失德，而为害天下。大道无形，天地无言，真理道义，必赖人宣。故圣人行不言之教，当言则言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物，言必合道，绝不虚言。
人之言语必须真实，不可稍有虚伪。虚伪之人，多是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亲友不相倚托，邻里不相恭敬，虚言诈语，瞎话流堂，无人听从。“言为心声”。心中匿藏着贪、嗔（chēn）、痴、慢、疑之邪妄，必然会由偏激、消极、冲动、狂妄的言语中表现出来。心善言必善，心恶言必恶，心邪言必偏，心狂言必傲。有种种心，便有种种言。诸如花言巧语，搬是弄非，以诈传诈，污言秽语，妖言惑众，恶言伤人，绮（qi美丽）言骗人。以至于呵风骂雨，责天怨地等等之言，皆是心邪言不正，由口而出的必然流露。也是自造口业，招灾惹祸的根源。故道佛先祖皆教人要持身守戒，戒心斋口，谨言慎语。言多必失，言多散气，舌动是非生，故有“人言可畏”之说。所以圣祖在此警示世人要“贵言”。不可口无遮拦，口若悬河，夸夸其谈，以免害人害己。
“犹兮其贵言”这句话，是说要复上古之风，得上古之朴，必须用无为之德化天下，并非以言语可以做到。大道惟妙惟肖，至深莫测，变化万端，只有靠自修自悟，圆成大道之时，才可以一目了然。大道无为，只可心悟，无法言传。后天显态现有的文字语言，包括留传下来的古圣典籍，都是修证的一种辅助工具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任何论述大道的文字语言，都只能是一个助修的拐仗，无法准确描述高维空间道境的真象。故古有“大道无言”、“言语道断”、“言难尽道”等古训。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，都不是全道、真道。后天语言过多，往往会将个人的主观偏见固定于人，将别人的思维引向一端，形成一种定势，封闭其心中无穷的天地。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“大道难全”、“道不言全”的本意。
大道靠自悟，亦靠明师传。修大道就是一个心领神会、勤学苦证的过程。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自古真传大道的师父，都是以心传神授为主，口传言教为辅，其余全靠各人自己的修悟苦证。明师都是得道的大智慧者，自由穿梭于高维空间，洞晓宇宙大真理，阴阳变化握掌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虽不能用语言全尽道义，又不得不借用显态语言宏法传道。真师传道不贵言传，而重心授，垂先示范，以身行道，借助有形与无形等多种形式，以开悟人的心扉灵性。君不见空净师开示我等弟子时的以心明道，观心得道，以象示道，借物传道，以事喻道，乃至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、一个梦境等等，无不饱含着多层次、全息性的无穷道意。在不得已而言时，亦是言筒意赅，一语千金，字字金光，深含天理。惟有心领神会，深悟其微之后，方才豁然开朗。如拨云见日，阴云尽散，心中另是一番天地。这时才能真正理解圣祖“贵言”之理。
圣人深知，若仅以言教施于天下，难免误人落入后天，民不能无为，天下便不能至治。故圣人皆贵其言，行不言之教，施无为之治，以道德化天下。天下万民受之以德，得无为之道，不期而自信，不治而自化，百姓自然清静无为，则天下归道也。
【功成事遂，】
【“功成事遂”，“功成”者，即圣人施无为之治，而使天下归道，功成圆满，天下太平。“事遂”，即遂于不言之教。古之圣君皆是高真大德之人，融大道于一身，通天识地，洞晓阴阳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大智慧者。圣君治理天下，都是无为而治。无为是一种至道的胜境，并非今之世人所理解的简单概念，更不是被曲解了的“什么都不做”，而是一种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高层次、高境界，是一种至极的高功大德。此德若养之不深，积之不厚，其无为之功也难成就。大德若守之不诚，贵之不慎，不言之教亦难遂。由此可知：非无为，不能立不言之教；非不言之教，不能守无为之德。不言之自然处，正是无为之实践处；无为之实践处，便是不言之自然处。大化不化，大言无言。上能自信，民必自信；上下之信，都是自然而然，不期信而自信。人人无不自然，人人无不自信，天下皆大信也。
【百姓皆谓我自然。】
“百姓皆谓我自然”。正是百姓在无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之言。正因为圣王施无为之治，百姓只知上有其君，并不知其圣德之厚。对圣王普施大德，恩惠天下，觉得这都是很平常、很自然的事，所以并不歌功颂德，也不刻意恭维。上古之时，人民耕种而食，凿井而饮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心性清静，悠然自得。圣君的无为至治民不能见，圣君的不言之教民不能知，百姓尽享天然淳朴之乐，不起亲誉之念，无有分别之心，一切皆出于自然。这就是无为之治的美好胜境。
观此可知，太上这句经文有伤今思古之意。此章虽言治世，何尝不是言治心。无为之德，用之于国可以安民，用之于家可以和睦，修之于心可以养性，修之于身可以成真。修真人若要通达了道，首先必须学会透过道的外在表象，深入洞见道的本质。如何通过万事万物千变万化的影子，认识道的本体，这是首要的功夫。凡是事物的顺遂如意，事业的顺利成功，都是首先堪透了大道之理，顺应大道自然规律的结果。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，无论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各个领域，只要掌握了物性的自然法则，摸到了宇宙物理的真髓，将它延伸到某项具体技术上，必然会实验成功。自古至今，一切科学成就，都是道性的外现，都是大道自然的应用。
修真证道的实践，就像剥香蕉、吃甘蔗一样，要一层一层地剥，一节一节地了。修真与世间一切物理一样，都是由外向内，由浅入深，依阳剥阴，剥假寻真，一层一层向里剥，直至进入内部核心，达到剥无可剥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方为功成圆满。然后再由核心向外释放，从而表现出内道场核心的巨大事功作用，作用于万事万物，调整自然生态平衡，自然而然地服务天下众生。这就是修真者的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”。修真人果能放下尘缘，向无欲无为处养心德，虽有七情，可以淡而化之，使其不能逞狂；虽有六识，受先天慧性之制，使欲心不能占其主。若能如此，以先天驾驭后天，显隐同观，慧智合一，随缘应变。便是无为之道心，不言之诚信，性分中之盛世也。
【本章说解】
天地与万物同于一道，圣人与百姓同于一心。古圣治世，不施异政之能，不作有为之事，不妨民，不聚货，不自贵，不贱民。位高而不自知，身尊而不自有。如日月之经天，相忘于太虚之中，惟尽施德照明之本份。在下之众生万物，虽受日月恩惠，却无识无知，无有亲誉之情，没有畏侮之意。比如鱼游在水，并不知水的存在，也不知水的养育之恩。水以无为天性养鱼之命，鱼以无为之心归之于水，鱼水相依，自自然然，各尽天然无为之性，各享自在之乐。
只有超越了的东西，才能达到超脱之境；只有真正进入无为之境，才能通晓无为妙理。“无为”是高维空间道性物质的存在本体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圣境。“无不为”是宇宙的物质演变规律，是自然大道造物的玄妙之用。今人对“无为”一词多有曲解，以为无为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厌世哲学，是懒汉懦夫的混世思想，以为是一种与当今人们争强好胜、奋力拚搏、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过时神话。这是对大道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无知。
“无为之治”是治国的最高胜境，是国强民富的根本大计，是人民德化、超凡入圣的自由王国。不切身经历此境，永远也难以理解“无为”的真意。治国与治身同于一理，家不殊俗，国不异政，身不陷邪，心不妄思，道境于此，则无所不治矣。古之圣君治国，能顺上下之情，能致自然之化，惟用一个“德”字，治天下可得太平，治大国犹如“烹小鲜”一般。
古时治国可分为四个等次。最上最高的治世方略，就是无为而治，行不言之教，使人民各顺其性，各安其生，所以百姓皆自然，只知国有君，不知他的所做所为。次一等的，是以德教化人民，施仁政治理国家，人们由此便产生了分别心，有了亲近、赞誉之情。再次一等的，是以政教教化于民，立刑法治理国家，人民虽生畏惧心，但对国君却敬而远之，缺乏诚信。最末一等的国君，对百姓不诚不信，高贵自傲，腐败奢侈，欺压百姓，用权术诡计愚弄欺骗臣民，用暴力镇压人民，所以人民必反而抗之。治国之道，都是随时应势，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定，也是自然大道运行的必然规律。当今世界多是以法治国，轻视以德治国这个根本。这种单脚独立式的治国方略，必有弊端，故民风日下世道沉沦。以德治为主，德冶与法治并举，在当今之世，才比较现实周全。展望未来，人类社会必然是由法治到德治，由有为之治到无为之治的理想社会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四有章第十八
【大道废，有仁义。】
道本先天，道的体性特征就是虚无自然、清静无为、纯粹朴素、简单平易、柔弱不争。这些体性特征，体现于人就是上德，上德是道的人格化和伦理化。道体现在显态人事物上谓之德，体现于隐态谓之道。人的后天只有德心、德行接近和符合先天自然大道的特性。正如圣祖所云：所谓德，应当是唯道是从，未悟道的真境，没有得道，才需要重德、修德、守德，以弥补道之缺损，累德而全道，此谓之“失道而后德。”所谓“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”，是说道德人格化缺失后的不同修证层次，是学会做人的不同标准，仁义礼智之德不全，便不能合道。“大道废，有仁义”，就是圣人根据大道已废去的实际情况，以仁义之德引导天下万民，使之圆德而合道。
太古盛世，三皇在位，大道行世，万民一体，子孝父慈，人民质朴，天下太平。那时的百姓，人人具有厚德，虽不知有仁义、忠孝、智慧等名称概念，但却人人自行在其中。君民同忘于道化之境，虽常在道中却不自知有道，虽日用德而不晓其德。无高低贵贱之分，无善恶美丑之念，无名利是非之争，人们都是物我两忘，厚朴笃实，安然自在地生活着，那就是一种至高的道治社会胜景。次后，为君者不能以道治天下，不具无为之德，所以大道淡去。这并非大道远离人类而去，实是人离道而自去。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道德仁义礼，是道性层次自上而下的排序。道是至高至善至美的存在形态，德治是仅次于道治的一种社会形态。大道既归隐而去，故圣王不得不立仁义，施以德治，用仁义来规范人民的心性行为，以使天下由德归道。故曰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”
“仁”者人也，仁中有人，人中有仁，二人为仁，阴阳合壁，日月合明，回光返照之谓也。大道已去，人们已失缺部分道性，故立仁义以补救之，以智慧而济之。
【智慧出，有大伪。】
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，三王治世时，世间大道渐去，故不得不出以智慧。此处所说的“智慧”，是以后天的文字语言阐述、教化仁义之理，以弥补人性中道德的不周全。“智慧”是指后天人心的智识。“智”者，知也。“慧”者，察也。人类后天形成的主观识心，其特征就是：贱德而贵言，贱质而贵表。后世国君多是以智识机巧治世，后天智慧一出，民必离淳散朴，滋生乖巧机诈之心。先天渐失，后天渐起，大智慧日减，小聪明日兴；以假作真，就伪失真，民风虚华，社会紊乱，这些都是“有大伪”的验证。
春秋战国之乱，五霸争雄之危，皆是因为“大道废”的原因，于是聪明之士蜂起，奇智之人并出，假仁假义乱真常，诡诈阴谋乱人性，逞雄称霸，争胜斗强，如此等等，皆是失道丧德，入于后天智识，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。这就是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之义。
智慧与奸诈，乃是一体之两面，仅是一线之隔。聪明与狡猾、老实与笨拙，都是一根相连的孪生兄弟。诚实的智慧合于道，用之于世，能为社会谋福利，可以名之为“德”。道是体，德是用。诚实虽是好事，若是使用不当，就会适得其反，好心办了坏事。
观今之人类社会，更进一步验证了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乃是真实不虚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日，物质丰富，科技昌盛，今人的后天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古人，但道德素质却大大不如先辈。由于人类道朴丧失，心性被物欲污染，天然本真已经昏迷，大智慧被小聪明掩蔽，巧诈取代了淳朴，虚伪掩盖了真诚。因而在处世待人接物中，处处颠倒，以假当真。戴着假面具做人，嘴上仁义礼智信，心藏鬼胎算计人。外虽衣冠楚楚，冠冕堂皇，内则污浊浸心，灵魂蒙尘。说假话，办假事，求假幻，行假路，无处不假；认假为真，以假为乐，以假为能，在虚假中混时度日，枉费人生宝贵时间而不自知。待到路归黄泉时，悔之已晚。
当今人类，道德滑坡，正气不足，虚假大伪横行施虐，像瘟疫般地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，不仅危害人民的心灵健康，而且蔓延到物质领域，危害人体生命的健康。诸如假商品、假食品、假药物……等，衣食住行，所需所用，无不有假。甚至波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方方面面，派生出权钱交易之类的不良现象。就连自古被人们视为神圣的道佛菩萨，竟然也有人敢于冒充。一些不法之徒自命不凡，以谣言惑众，为害社会，误人入歧途。社会虚假到如此程度，“大伪”已像恶魔一般地无孔不入，以致人们谈假色变，视假如仇。于是打假的法规应运而生。但有形的打假只能奏效一时，无形的治假才是长久之方。以道德宏扬天下，以德治人心之妄，使其本性复明，这才是治假之根，治国之本。
【六亲不和，有孝慈。】
“六亲不和”，“六亲”者，即父母兄弟夫妇，泛指亲缘眷属。之所以六亲不和，是因为失去孝慈之心，所以要提倡修养修仁慈孝敬之德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六亲不和，社会也难稳定。所以太上提倡孝慈，以尽人本性的天然。
“孝”为十善之首。古云：“百善孝为先”。儒家称父母之恩为“昊天罔（wǎng）极”。佛家以孝为戒，佛说母有十种重恩，认为父母养育之恩，高过山岳，深逾大海。自古圣人无不提倡孝慈，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要求。倘若忤逆不孝，违负重恩，人格大亏，还谈何为人？古人箪食瓢饮之恩皆思报答，更何况父母之大恩能不报乎？报答之道，唯以孝敬。尽孝道，以服劳奉养者为小孝；以尽忠报国，公而为天下奉献者为大孝；以劝亲修道养德而出轮回者，乃为大孝中之大孝。孔子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”又曰：“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，祭则致其严，五者备矣！然后能事亲。”
孝乃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道德之本，民族的兴旺发达，借此原动力而得以延续。尽孝道之人，必能己立而立人，忠爱国家，必能为国家民族尽大孝。一个不爱自己父母、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够的人，很难设想他能有爱他人、爱国家、爱人民之心。难怪国外一些企业在招收员工、提拔重用人才时，首先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条件，并通过密查暗访，弄清究竟后，方才决断。这与今之考试考核，面试外表，只重虚表才华，难见心灵深处的选才方式相比，确不失为高明之处。
孝者，效也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穷究人之本源，乃是无极的一炁所衍化。灵性的本体，来自大道自然，如何事以孝道？唯以“效天之慈悲、公正、好生、自然、无为而无不为”，这才是大慈大孝，慈孝俱足。如果天下所有家庭都能和和美美.一家人和睦相处，个个都是孝子贤孙，那就没有必要特别标榜孝与不孝。孝与不孝相衬托，正因为出现了不孝子孙，才有必要提倡孝道。“六亲不和”，才需要提出“父慈子孝”。由此可知，太上提出“父慈子孝”的用心，是希望天下的子孙都尽孝道，那么天下的家庭都会和乐幸福。
修道之人，还应当尽孝敬天地师君亲的本分。无天地万物之养，人难以活命；无显隐众师之助，难以修炼成真。道经师三宝，师宝为先，无师之呵护培育，修真寸步难行，故师乃修真人的再造父母。父母只给了今生，师父却给予永生。故师之恩同于父母，大于父母，以天高地厚形容，也难尽意。故修真者当尽孝师之恩。敬师在于心，与师心心相印，以师之教诲为尊，大志修真，功成果就，奉献于众生，这是对天地之恩、对众师之恩、对万物之恩的最好回报，也是最大的孝敬！
父慈子孝，则家庭和睦，这是做人的基本伦理。上古时人心淳厚，慈孝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本分，是天赋人性的自然流露。那时人们虽不知有孝慈之名，但人人皆能自觉遵行，以尽天分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社会道德日见淡薄，六亲失和，孝慈难尽，故才提出孝慈之名，以化民不孝之心，以立孝慈之德，复家庭之和。家是国之细胞，家不和，国亦难安，故先辈们将齐家与治国并论。
孝慈乃上善之德，是大道赋予天地万物的本性，故万物万类皆有孝慈之心。羊有跪乳之孝，鸟有反哺之慈。人为万物之灵，更应尽父慈子孝之心。纵观现今世间，不孝不慈之事例，每见于传闻报端，杀父弒母等骇人听闻之事，屡见不鲜。此类伤天害理之事，已不如禽兽，虽衣冠加身，也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。
【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】
“国家昏乱”，为君者不修道德，君昏民暗，上下不明，谓之“昏”。治国失道，民心失信，政令不行，上下相怨，社会不宁，谓之“乱”。当奸邪争权乱朝政，祸乱国家、危害百姓时，能忧国忧民，挺身而出，匡扶正义，尽心报国，谓之“忠臣”。
“忠”者，尽其中正之心也。一个“忠”字，具有无穷的深意，包含着宇宙万物的真谛，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。“忠”就是诚信厚朴之本心，就是忠诚老实，忠厚待人，忠于家，忠于国，忠于人民，忠诚对待一切事物。人人本性中都具有这个“忠”字，只因被后天欲心污染，被私心妄念所遮掩，故忠心逐渐淡失，而变为奸诈机巧之心。一个具有道德之人，忠字常在心，尽忠而不显忠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。
大忠大信之心，只有在关键的临难时刻才能表现出来。君权时代，君有过则敢犯颜直谏，是为忠直之臣。在国家有难之际，能誓死不辞，挺身而出，舍身报国，力扶社稷，抗御祸乱，是为忠节之臣。例如宋时的岳飞。在国君昏暗，民无宁日，当此臣节难立，臣忠难尽之时，若能忠于真理，不为昏君所乱，此忠信之心不显而显。比如商纣无道，囚箕子，杀比干，此等忠于真理、宁死不屈的忠贞之名万古不朽。凡忠臣无非是为了保全民生，顾全国体，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毁誉。故曰“国家昏乱，有忠臣”。
人必忠于国，忠于家，忠于朋友，忠于一切事物，有此忠诚之德，而后才可以谓之人。万物皆含忠。观草木之类，忠于四时。禽兽之属，忠于卵育。天地之大，忠于气候。日月之明，忠于昼夜。人秉天地之正气，言语举动，岂可不以忠为首务？一人尽忠，千万人尽忠，众志成城，牢不可破，心本实心，脚踏实地，有何事业不可成功？忠之一字，乃天地之刚气，无坚不可摧，无物不可挡，以之治心则心正，以之治家而家齐，以之治国而国兴。观今之人心，失忠已多。交友处世，待人接物，多施以奸巧诡诈，不能尽其忠心。呜呼！人心虽非天地日月之可比，奈何连草木禽兽之不如也！
忠诚义士虽然可歌可敬，但从大道来看，也并非是好现象，它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。中国历史上的忠臣，如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，皆为人民所敬仰。他们忠心耿耿，临危受命，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然而忠臣都出在历史混乱、民族危难的悲惨时代。故而凡是忠臣的出现，都伴随着人民的苦难。假若国家康宁，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人民幸福，人人皆具德风，那岂不是人人都是忠臣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何需特别称赞某一个忠臣呢？前人有云：“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做好事”。这便是太上提出“国家昏乱有忠臣”的真正含义。
“忠”字是由“中”与“心”两个字的组合词，可称为“中心”或“心中”。这个“忠”字是人道的基本元素，也是修证仙道的基础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无论道家或儒家的学说中，对这个“忠”字都作了大量精辟的阐述。中华文化源于道，我们的祖先都是大智慧者，故国名称为“中国”，我们的民族称为“中华民族”。可见“中”与“忠”字同根同源，富有极其深刻的内涵。
就修真证道而论，一部“观心得道”学说，始终贯穿着“忠”与“中”的理论与实践两大系统，又是两大概念的统一。“忠”与“中”就是一部无上的天元心法，是归根认祖的根本大法和必修途径。这是中华先祖们经过自身的长期修证实践，总结验证出的由后天复返先天的完整理论和方法，其内涵精髓，都高度浓缩在这个“中”字里。其内容包罗万象，直指根本，揭示本源，殷切期望我等后代子孙都能归根复命，直超彼岸，人人得证，个个成真。
【本章说解】
本章之要，是说上古圣贤治世，本是无为而为，自然之治，从不轻易发号施令，人民相安无事，安享天下太平。因为气数有兴衰，所以后世天下渐失道德，所以不得不以智谋机巧治国，从而导致了人心生伪，民风也随之愈趋愈下。大道之用，用无为则治，用有为则不治。无为之治，就是循其自然之道，行当行之事，无私心私利，无后天识心欺诈，一切皆是天理纯然，上下相安于无事之中，万民共乐于道德之化。圣君治天下是在“无为”的状态下而“无不为”，故其所做所为毫无痕迹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不彰扬于世，所以人们皆不识不知。民虽已被德化，入于先天无为之境，却不知自己是怎样被化的。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。
老子所称赞的理想社会，就是圣人治世的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的道治社会。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了帝尧之世的景况，诗曰：“天下太和，百姓无事，有五老人击壤于道，观者叹曰：‘大哉，尧之德也’。老人曰：‘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’”这种生动的画面，可以说是对老子“百姓皆谓我自然”的最好图解。若是治以有为，必因时势之变迁，人心之不古，安能自然乎?纵观历史可知，人类社会经历了道治、德治、政治、法治这四个阶段，唯有道治是最理想的社会。自德治以下，都是有为之治，必然导致种种弊端，正像老子在本章中所指出的“有大伪”、“六亲不和”、“国家昏乱”等现象，皆是不以无为道德治国的必然结果。
此章经旨，在于教化世人要至诚无妄，复归于先天自然。天之德，大公而无私，顺道而行；地之道，以无为顺之于天，以自然之理长养万物。圣人治世，皆是效法天地之德。修道之人应知此理，须在修无心、行无为上下功夫。若能空明其心，不显于用仁义，不外露其智慧，尽其当然，行所无事。身在事中，心在事外，何患道之不成、命之不立?
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，社会正面临着转型多变之中，所以出现了许多病态现象。由此他发出无限感叹。在许多章句中，乍看起来是唱反调，其实在这种“正言若反”中，却寄寓了他无限的慈悲真情，意在对后世进行正面教育。太上所言，看起来很严厉，但也是“爱之心切，责之甚严”。看起来是反对仁义、智慧，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假仁义、假智慧毒害人心。
老子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既有相同之处，也有深度之不同。儒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分支，是做人应世的学问。而道家学说则是既有人道，又含天道的至高境界。佛道儒本是一家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，各有分工，各有侧重。佛是灯，道是路，儒是身。空净师曰：“儒家是一个粮食店，人天天都要吃饭，谁都离不了。佛家是一座百货商店，商品琳琅满目，由各人随心选用。道家是一座综合医院，既治人身，又治人心。”南怀谨先生说：“孔子是个文化医生”，“老子是医生的医生”。他认为孔子提倡的“仁义”这服治世药方，对是对，但是药吃多了，又会出毛病，副作用在所难免。
太上在本章主要是讲事物互变之理。任何事物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。修道必须全部融会贯通，才能随时知变、适变、应变，方能洞烛机先，微妙玄通。比如本章所讲的“仁义”，虽属于德，但容易被后天人心曲解。有私心的人，往往会利用“仁义”之名，行假仁假义之实，做欺世盗名之事，结果弄巧成拙，危害社会。老子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病态，所以才感叹曰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智慧出，有大伪。”并不是太上反对仁义，反对智慧，反对忠臣，反对孝慈。而恰恰在于唤醒“无为之治”的美好社会。
抱一章第二十二
【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】
“曲则全”，“曲”者，隐曲、圆曲之义。曲与直相对待。道曰“玄窍”，佛曰“那个”，儒曰“端倪(事情的头绪迹象)”。“曲则全”是我们先祖早就发现的宇宙真理。《易经·系传》说：“曲成万物而不遗。”宇宙都是曲线的，是圆周形的，而不是直线所构成。观察物理世界，没有一件事物是完全的直线所构成。银河星系呈圆形旋转，太阳系有八卦九宫之形，北极就有各类不同曲线光形。树木有年轮，果实多圆体，万物无不由曲线构成，圆即是曲。所谓“直”，是把圆切断分割，或将它拉成直线。故曰“曲成万物”。人体这个小天地，与宇宙大天体结构相同，气象的变化与太阳月亮密切相关。《阴符经》曰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！”是说观察天地的自然法则，把握自身的阴阳变化规律，修炼功夫即可信手得来。
“曲则全”，也是讲做人的道理。为人处世，外圆内方，运用巧妙的曲线，往往随机一转，就能转忧为喜，转凶为吉，这是做人的方法艺术，也就是画家所讲的曲线美。俗话说：“话有三说，巧说为妙”，讲的就是“曲则全”之理。别人有错误，如果直来直去，往往对方接受不了，如果转个弯子，话从正面说，委婉柔和，旁敲侧击，既可达到目的，又能彼此不伤和气。这就是善于言词的“曲则全”。不过在“曲则全”中，还要坚持直的原则，老是转弯抹角，就会滑到不讲原则的“大滑头”里去。所以，曲直之间的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外圆内方，执两用中，才是“曲则全”的正确途径。
太上所云“曲则全”，就修行而言，是指在人身的隐微之间，在那个独知独觉之地，有一个浑沦完全、活泼灵通之机，由此存之养之，采取烹炼，即可至于丹成仙就。此处即古人所喻的冬至一线微阳，以至于生生不已。又如初三一弯新月，渐至十五月圆，无非都是“曲而全”之理。“曲”是隐的意思，隐微之处，其机甚微，其成则大。一曲之内，无非是理气之一元。全体之间，亦是太极之精粹，这就是“曲则全”。修真人得此“曲全”之理，回环抱伏，如鸡温卵，一心内守。久则一股清刚之气，挺然直上。
“枉则直”，“枉”是纠正，将歪的东西纠正过来，就是枉。“枉则直”就是将偏离中心的事物，修正到事物的中心点上，使它围绕核心，而不至于偏离方向。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宇宙间的万物，没有一件是直的，直是人为的、暂时的、勉强的，因此便有“矫枉过正”的成语。矫正太过了，又会变成弯曲。一件事物，太偏左了，将它拉到中间居中即可。如果矫正太过，又偏到右边，那就不是中道。中是心，中是一，唯心是道，偏左偏右都是“枉”，都是差错，都不符合道性。“中”道是一门极为广泛而高深的学问，涉及到哲学、物理、人伦、生理、修真等各个领域。宇宙万事万物无处不含中道，合中者存，失中者亡，这是宇宙的一条基本法则。夷险祸辱之来，逆来顺受，不辩不争，这就是“枉”之义。人皆不枉而求直，强以争直，结果反至于枉。所以圣人顺其枉而不逆，屈而忍之，顺而化之，故能固其全德。世间事物皆有时数，枉之日久，枉必自化，理之不直，不求而自得。故曰“枉则直”。枉而能直，故知“枉”之道亦甚大。
“洼则盈”，“洼”者，地面洼下之处。“洼则盈”，是说水性下流，凡是最低洼的地方，流水聚积必多，最容易盈满。圣人以洼下自处，以谦退处下，不敢为天下先，就好比地之洼下一般，虽无心求盈满，但其洼下之德未尝不满。洼而能盈，用之于地上，用之于天下，无往而不妙。“洼”即谦下之德，甘处人不愿处的卑下之位。正因为有处下不争之德，故天下人亦不能与之争。由此可知处下不争的道理。
【弊则新，少则得（多），多则惑。】
所谓“弊则新”。“弊”者，指故旧的东西。温故能知新。世人多有喜新厌旧、弃旧图新的思想。求新求好，追逐外表虚华，不知新与旧的辩证关系。修道者修于内而不修于外，自处谦下，自受弊薄，不与人争新，而心境却常常自新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(如果能够一天新，就应保持天天新，新了还要更新)。”因为圣人深知道德贵乎隐，所以常养于弊，使旧可以化而为新；不养于弊，则新也可以变而为旧，乃至于损毁弊败。这是事物的互变法则。“弊则新”是老子从事物的反面，来表达正面的道理，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，甚至还有它的八面、十面，如果把握不好，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。这就如太上在58章所说的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”
“少则得”，“少”就是“舍”，是就人的私心欲念与道德的对应关系而言。私心愈少，公心愈得，欲望愈少，道心愈得。圣人隐蔽而不显露，抱元守一，少私寡欲，不使七情妄动，专心养性，不致五性失和。抱一之道既得，一贯之理时行。自取其少，得而反多。这种有形与无形的转化之理，多即是少，少即是多，舍即是得，得即是舍。这是天道“佑谦”的法则，故曰“少则得（多）”。
“多则惑”，真知大道的人才能明白，知识愈多，烦恼愈大。财富愈多，痛苦越深。所以佛经里把烦恼叫作“烦惑”，愈有烦恼，思想就越迷惑不清，认识大道之理就越难。欲修大道者，应先除尽情欲，断除烦惑。人心对名利的占有欲，从来都是多多益善，岂不知财多者必惑于所守，学多者必惑于所闻，名多者必惑于虚荣。人若不能去掉私心，不清心寡欲，便不能得一贯之理。不能守抱一之道，必然多见多闻，多学多惑。多惑之人，则心中不能清静，心理不得融贯，内外不能合一，抱着俗识浊见不放，难以求得宇宙大真理，何以能复返先天？辩证法告诉人们：凡事凡物，凡名凡利，追求多者，必失于一，失一就是失道。故曰“多则惑”。
圣人舍其多而守其一，舍其繁而就其简，舍其奢而就其朴，所以其理不惑，其事不乱。故圣人观万物之理，即一物之理。观万人之事，即一人之事。能化万为一，又有何惑?
【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】
“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”，此句是总结上文六句，都是讲的抱一之道。老子说：自古以来，有道的圣人，必是“抱一为天下式”，巍然而不拔，固守道一的原则自处。何为“一”?“一”就是道。此句经文其一是说，人活在世上，做人处事要有一个准则。也就是人生观、世界观。世间人虽有名位之高低，职业之不同，贫富之差别，但人格都是平等的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做人准则，也应当有一个人生的目标，活得有价值，才不枉来人世一趟。
万物万类虽千差万别，但皆是禀受道之一气、天之一理所生。“一”是混元无极大道。在人身即为一点虚灵不昧之光，在物则为自然之本性。圣人守一，乃知万事，故成为天下人修身、治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法式。“法式”就是法则、规矩、模式、规律性。圣人明一之理，归一之道，惟以抱一为治天下的法式。故先辈云：“得其一而万事毕”。
天下万物各具一理，同出一源。以一理推之，物物皆有理，事事无不通。譬如仁义礼智信这五德，仁主于爱，义主于利，礼主于敬，智主于知，信主于诚。此理在人心本无不足，因人们不能尽其自然，所以私意横生，曲者不能全，枉者不能直，洼者不能盈，弊者不能新。世间千万事实证明：多争而能多得者极少，多欲而不惑者亦少，此皆是因为不能得抱一之道也。圣人所抱者虽一，所应者却无穷。所以天下之人，不教而自一，天下之物，不齐而自一。这就是“抱一法式”之妙，也是万物“归一”之道。
代代祖师，苦口化人，意欲使人人都能同归觉路，早出苦恼迷津。人若不知心，便不知“道”。所以修道者必须自炼心开始。“然炼于未发难知，炼于已发易为”。例如出现杂念、妄心、游心，皆是已发之心。欲使心寂然不动，必须守其心、定其心、收其心。守心之诀在“抱一”，守其未动之时。定心之诀，在定其心动时。收心之诀，在收其已动时。收之不易，先要察其机而随起随收，收之愈急，守之愈坚，定之愈固。这就是修心的妙诀，其要在于使心的动静合于道“一”。
心由先天一炁之真阳所结成。故心属火，但非纯阳无阴，其阳中自有真阴。“心”字的形相上有三点覆下，下有偃月载上。可见阳非阴不长，阴非阳不生，真阴从真阳，故名为心。故心的特征就是：动一毫妄念，心内就损耗一分真炁；多一丝妄事入心，便添一种魔障。有道是：“一念动三千，有灵皆由田；寸土常寂静，随缘共转天。”
“抱一”就是修心。修心之道，儒曰“正心”，佛云“明心”，道名“炼心”。心皆一心，法皆一法，修持虽各有小异，证果却无不同归，仙佛圣真之名，就是此“一心”圆满至善之别称。从心起修，则一真一切真，一证一切证矣！
【不自见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】
这“四不”，是佛道儒三家通用的道理。只是佛家与儒家多从正面讲，道家老庄之学往往从反面说，比较起来，反说的意义往往来得更深刻，更具有启发性，让人反思自悟。正面说往往使人容易视为教条，产生抗拒意识。而太上的正话反说，却合乎“曲则全”的道理，使人容易接受。世人皆有自见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之通病，故心不纯静，不能得抱一之道。所以修道有几层功夫，一克己，二改过，三省察，四布慈。
“不自见故明”。“见”，同观。所谓“自见”，就是自我的见识。人本来应该时时反省，为什么这里却要说“不自见故明”呢?这是说，要人不可固执自己主观的成见，执着了己见，便是佛家所说的“所知障”，反而成为自障。只要脑子有了主观框框，就很难接收客观的东西，因此说“不自见故明”。人的主观意识往往有“先入为主”的习惯，尤其是一个领导者、企业家，一旦事业有所成就，千万不可得意忘形，须有自知之明，多听别人的意见，才能更加明白事理。若能虚心听取大家意见，把群众的智慧，集中为自己的智慧，那自己的智慧就大了。
人的自见，都是受自己后天因素的长期熏陶形成的。这种“自见”，往往都是管中窥豹，鼠目寸光，难以完全事理。而且这些“自见”多是只见于己，不见于人；“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”的狭隘陋知短见，所知亦是半解不全。所以，凡有自以为是者，都是被俗心蒙蔽了真性智慧，爱表现自己，容易固执己见，所见既不全不远，所知也不明不彻，故而误人又害己。圣人因物而现物，因事而现事，能穷其事理的精微，上能察于天文，下能察于地理，中能参人事物。乃至古今之变，显隐之机，皆能洞然而见，这些都是圣人“不自见”的妙处，是谓之真见。故曰“不自见故明”。
“不自是故彰”。“自是”与“自见”，其内涵有相通之处，但同中有异。“自是”是认为我的意见一定都对，绝对没错。譬如现代人常说的“某某的字典里没有难字”，乍听起来很有气魄，其实这种“自是”的人，最后终将失败。历史上项羽的“刚愎自用”，最后惨败的结局，就是“自是”的典型例证。所以只有不自以为是，才是事业成功的保障。
“不自是故彰”，是说有谦虚美德的人，虚心处下，心地无云遮雾罩之蔽，不自以为是，所以能心常清明，其理不扬自彰。世间常人多以自见为是，自以为正确。但往往因为自己所认为的“是”，只是门缝之见，不合乎大道之理，仅能自欺己心，未必能信服于人，故其所认为的“是”理不彰，不会被人接受。圣人不以自是为是，而是因物性之是为是，因事理之是为是，因道德之是而是之，毫无半点主观痕迹，纯属天然之是。故合于道德，合于天理，其道理自会彰现于天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