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节

    我记得,在我妈的几个闺蜜里,青青算是混得比较差的。我读中学的时候,青青阿姨就曾哭哭啼啼来借过钱,说是为了房子装修,而她从厂里下岗了每月只有几百块。直到几年前,她办理了退休手续。走运的是,原来家里的老房子拆迁,她也分到了一笔钱。女儿大学毕业进了外资企业,没过几年就结婚嫁人了。虽然,女婿也没太大出息,但总比别人家有个令父母操碎心的剩女强吧。
    停顿片刻,青青阿姨又说:“今晚,索性就不回家了,反正我家老公也不会等我的。这大雨下得啊,让我这嘴巴,也像水龙头,再也关不住啦。让我再说个秘密,你们都不晓得吧——我女儿小青,读高中的时候,跟抗美的儿子学文谈过恋爱。”
    “还有这种事?你肯定反对的吧。”小东阿姨冷冷地问。
    “咳,他们两个啊……对了,骏骏你不记得了吗?以前,我们三家人,一块儿去西郊公园看动物,你、小青、学文,三个孩子都去玩了。”
    这话说得我害羞,好像是有这么回事,是读小学五年级还是预备班?记不清了。总之,我的年纪最大,他们比我小两三岁。那时动物园是小孩最愿意去玩的地方,看熊猫,看大象,看北极熊,最有趣的是猴山。对了,学文好像很安静,看起来乖乖的样子,特别怕他的妈妈。而小青呢,是个爱哭的女孩,被打扮得挺漂亮的,要不是比我小几岁,大概会特别注意她的吧。
    青青阿姨接着说:“小青和学文,是同一年的。学文的功课特别好,小青这孩子读书不灵,特别是数学差到了一定地步。所以,我经常请学文到家里来,帮着小青补习数学。那时候,抗美已经离婚回了市区,一个人带着孩子,租了套小房子,住得离我家很近。小青和学文读不同的高中,但只隔了几条马路。他们经常一起放学回家,在街心花园写作业。渐渐的,我有些不放心了。我发现女儿越来越爱打扮,每天早上出门要反复照镜子。半夜听电台的流行歌,居然还会默默流泪。虽说女孩子青春期都这样,但她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学文。有两次,我悄悄跟着小青,才发现她跟学文一块儿去看电影了,好像是那个……就是那个……一男一女抱着在船头的……”
    “《泰坦尼克号》。”小东阿姨冷冷地补充道。
    “对,就是那个号,我这脑子啊,快要老糊涂了!当我发现小青和学文谈恋爱,刚开始自然是反对,强迫他们两个分开。我又是要面子的人,只跟抗美一个人说了,都没跟你们两个说过。可是,孩子大了,管不住啊,那年小青在读高二,十七岁,最讨厌听妈妈的话。后来,我想通了,也就不再约束女儿了。看看我自己吧,当年为了早点离开农场,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——仅仅因为他给我的闺蜜亲手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最惨的是我自己还没有份!我为什么不去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呢?就像小青这样,那么单纯,只是喜欢一个男孩,多好啊!对不起,骏骏,这些话实在不该对你说。但要是能重来一一遍啊,我也想找个斯斯文文的、读书好的男孩子,就像学文!”
    “后来怎么样了?”小东阿姨和我妈都被挑起了听下去的兴趣。
    女人,果然都是天生八卦,无论十六岁还是六十岁,尤其是对于谁跟谁好上了这件事。
    “后来……我女儿——你们知道的——终归是个听话的孩子,虽说大哭了一场,还是跟学文断了。其实,我给小青留了个后门,答应等她和学文考进大学以后,就不再干涉了,随便他俩怎么谈恋爱。谁又能想到呢?学文刚高考完就走上了绝路。”
    原本针锋相对的小东阿姨,倒也同情地搂着青青阿姨的胳膊,安慰说:“小青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?”
    “好什么啊?你们才不知道我的苦呢,学文死后的那个暑期,小青像变了个人似的,木木的,也不出去玩,就算大学考上了第一志愿,也没见得有任何高兴。但她也不哭,整天在床上挺尸,那些天啊,我和她爸都担心死了,怕她也会跟学文一样。再后来呢,小青似乎对什么都没兴趣,大学毕业以后谈了两个男朋友,都是草草了事。直到遇上我现在这个女婿,虽说也没见他们有多要好。只是对方家里有房子,父母都是公务员,结婚条件嘛也只是中等。我原本以为,小青心里还一直念着死去的学文,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求婚。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出去了。这就是命呢。”
    看着青青阿姨的颓丧,我完全想起了她女儿小青,有双乌黑乌黑的眼睛,头发在阳光底下宛如墨色。眼前昏暗的世界,狂风暴雨,天花板下霎时明亮鲜澄起来,回到十多年前的清晨。还有学文,我想起打红白机的情景,虽然他是优等生,但玩游戏也是高手,我俩一起用上、上、下、下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b、a、b、a调出《魂斗罗》的三十条命,如此一路打到通关为止。他不太说话,嘴上有圈绒毛,留着刘德华式的中分发型,嘴里偶尔会哼起“给我一杯忘情水,换我一生不伤悲”。
    最后,等三个女人都不出声了,我把目光对准了我妈。
    根本不用说话,疑问已呼之欲出——妈妈,你有什么秘密?
    天潼路799弄59号——“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”(我给今晚发现的秘密所起的代号)的案发地,也是我外公外婆的家,我从出生到十岁,差不多有一大半的童年时光,是在这栋过街楼上度过的。
    我记忆中的第一天,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下午,天潼路799弄59号过街楼上,我看到窗外刺眼的亮光,还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,好像是妈妈抱着婴儿的我,背景好像是在苏州的天平山上。那个瞬间,我就有一个疑问——我是谁?这不是在装逼,而是我的记忆里,真的存有这么一段,因为是人生的第一段,反倒记得格外清晰。
    从那天开始,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。大概在我两岁那年,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。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,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。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,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。一家三口住很小,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,雕花的铁栏杆两边,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,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——只有三楼,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,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,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。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,这里是“外滩的屁股”。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一上,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,依稀记得某个凌晨,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,看着天
    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。
    但是,我爸我妈都要上班,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,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。因此,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,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,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。许多个傍晚,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午后座上,骑过苏州河边,穿过老闸桥,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。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,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,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。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,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,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。透过地板下的缝隙,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。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,趴在屋顶突出的“老虎窗”边,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,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。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,偶尔长着青色野草,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,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……那时最爱看《聪明的一休》,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,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。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,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,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,看着阴
    沉的天空乌云密布,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,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——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,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,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,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。
    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,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,几乎紧挨着苏州河,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。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,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,也在这所小学,叫菲菲艺术学校,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。
    我一直在想,那栋老房子里,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?一定会有的吧,就算不是在我家,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,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。
    今晚,这个秘密就在眼前,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,再调大些火候,就会彻底爆裂。
    小东阿姨、青青阿姨,还有我妈,她们三个人里,至少有一个在说谎。不过,也有一种可能,就是——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。
    但,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。
    忽然,我清了清嗓子,第一次高声说:“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——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,好吗?”
    沉默。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,沉默得震耳欲聋。
    子夜,零点。
    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,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。警报声!
    听得撕心裂肺的,我忍不住打开窗户,风雨小了些,荒野里亮起几束光,从精神病院方向,变成几个人影,推开这间餐馆的门。
    几个不速之客,分别穿着白色外套,两个强壮的男护工,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,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。
    “对不起,你们是什么人?”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,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。
    “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。”
    “哦,我记得。”医生眼里布满血丝。
    “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,我们在这里躲雨。”我这样跟他解释。
    “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?”
    说话同时,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,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。
    “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?”说话的是小东阿姨,看到对方点头,她已猜到几分,回头问:“是他吗?”
    “你们看到他了?”
    “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,看起来斯斯文文的?”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,写着病人的名字,还有张大头照,赫然就是几小时前,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。
    “他是病人?”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,我妈扶了她一把。
    我保持镇定道:“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。”
    “嗯,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,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,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。”
    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,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,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。
    “你们才发现?”
    “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,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,下午他就逃出去了。”
    “嗯,我们是见到他了,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,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,将近十点钟离开的。”
    “册那,这疯子够胆大的,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,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!”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    “现在雨小了,路应该通了,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,留在这里很危险,两年前,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,躲在附近一间农合,杀了那全家。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,但还是要小心点。”
    其实,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,就算外面下冰雹,也得快点回去了。
    我重新发动车子,妈妈坐在我身边,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。
    午夜,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,瀑布般流淌下来,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,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。今晚,犹如蒲松龄的世界,妖异而模糊。
    谁都没说话,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,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,仿佛各自庆幸——精神病人的鬼话,谁信啊!
    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,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,车速加快。
    忽然,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,几乎紧贴地面飞过。
    我无法躲闪,急刹车也来不及,若是猛打方向盘,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,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。
    再停车。
    刚才微微一颠,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。其他人也感受到了,小东阿姨回头看着,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。
    我手心里都是汗珠,窗外的雨越来越小,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。
    但我犹豫片刻,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。
    不知道轧着了什么。
    命运吧,我想。
    继续往前开去,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,上了回市区的高速。车里的三个女人,依然寂静一片。虽然她们都很疲倦,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。我重新打开电台,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,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。
    那一晚,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,不知为何,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。他叫志南,死的时候,应当比我年轻,死在车轮底下,死在一座孤岛上。
    一个月后。
    我托了许多层关系,包括档案局的领导,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。
    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。
    结果却让人惊诧,她的总分不高,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,主要的原因在于,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——语文。
    语文零分?
    这怎么可能?若说数学零分,倒也情有可原,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,就算作文打了零分,其他也不可能全错,除非交白卷。
    但我没有看错。
    档案馆的灯光下,明亮却不刺眼。我看着这份成绩单,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,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,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。而我就是小东,或者青青,或者抗美,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,看着想象中的试卷……
   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,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。
    离开档案馆,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,独自一人。
    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。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,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,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。
    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。医生说一个月前,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,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,现在必须隔离,什么人都不能见。
    那个医生,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。
    他说,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,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。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,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。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,从小就父母双亡,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。不过,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。
    “逃跑的精神病人,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?”
    “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……事实上,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,经常管他叫学文。”
    “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    “医生,这么说来,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,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?而那个人,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?”
    “嗯,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,除了假装给人看病,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,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——说实话,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,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,或是推理小说家。”
    说到这里,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,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。
    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,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,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,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。
    返回市区的路上,我开车格外小心,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《c小调第八交响曲》,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,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。
    我已经有了答案,或许也是我的妄想——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,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,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,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,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——最要好的闺蜜家里,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。
    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,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,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。
    至于他的越狱,或者说飞越疯人院,并非是什么巧合,而是早有预谋的——事实上,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,只要他想逃跑,任何时间都可以,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。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,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——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,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,就像妈妈,亦同病相怜。
    他决定为抗美复仇。
    终于,等到了这一天,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,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,是我。
    趁着探视的空当,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,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。如果按照原定计划,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,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,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狂风暴雨之中,前头道路必然中断,我们暂时无法离开。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,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——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。
    于是,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,果然等到了我们。
    接下来,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,代替抗美的复仇——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,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,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,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。还有对于我和我妈,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,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?
    心底想着想着,车子已开进市区。傍晚时分,我妈让我回家吃饭,我说等一等。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,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,一路往东开去。
    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,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。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,小时候叫老闸桥,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,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,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,河边泊着许多船只,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。那时我最爱的,就是趴在桥栏杆上,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,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。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。发动机的轰鸣声,丝毫不觉得是噪音。船头雪白的浪花,煞是好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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